二十世纪初，面对着内忧外患，感受着屈辱国痛，“革命”求变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不管是康梁的改良派，还是激进的革命派，其实都是体制外的反对力量。

但革命的调子虽高，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明确可行的办法。什么杀人主义，什么排满兴汉，什么会党暴动……只要看起来对满清政权有损害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来就干。这样的革命不能不说是盲目且狂热的，也就能解释象蔡元培、章士钊等文人书生，也要搞毒药炸药，有成为恐怖分子的趋势了。

所以，当蔡元培等四人被戴上头套坐着马车颠簸了近一个小时，进入卢家湾的秘密基地的地下室后，先是被枪械（不是全部）所吸引，再被陈文强安排的枪手的射击表演所惊叹，最后则被陈文强拿出的一整套建立团体或政党，系统进行革命的文件所震撼。

尽管陈文强搞出来的东西还称不上多么完善，但大体的思路是有的。而且是从革命的最终目的出发，有些高瞻远瞩的味道，并且有相应的行动发展方向，让人觉得切实可行。可以说，陈文强觉得这些东西差强人意，但对于蔡元培等人来说，却如同持着昏暗油灯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一下子看到了远处闪射光芒的希望和出路。

当然，对其中的异议和反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的认知和思想都是不同的；争论也是十分必要的，大家把分歧亮到明面进行商讨并想出解决办法，这便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比藏在心里要强。

“国体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度。”陈文强耐心地回答道：“当然，这也是为了能更多地团结各方力量。我是这样想的，立宪派的兴衰、转变取决于满清的态度，而要满清朝廷真立宪，让出权利，那是不可能的。”

“这点我却不敢苟同。”蔡元培摇头说道：“万一满清朝廷真的实行君主立宪，我们汉人还要拥护一个鞑子皇帝不成？”

历史的欠债，少数民族统治主体民族，这是满清难以立宪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陈文强知道满清必然被革命推翻，但别人不知道，所以，他决定再作一下争取后作出让步，“满清朝廷立宪改良必然失败，因为他们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闸门一旦打开，再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就是自寻死路，加速灭亡。”

“还是要明确国体更好。”杨笃生插话道：“否则日后团体内部会有分歧，甚至会分裂。”

“好吧！”陈文强提笔记录，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共和民主与君主立宪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日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合作的可能，毕竟建设国家还是需要共同协力的。”